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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治杰：《民法典制定中的国家与国库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必须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54]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从这一规定不难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定形式。由此形成目前的双语教育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民族平等和团结等要求。[38]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为双语模式提供了基础，其第4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在国家结构上，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显而易见，此类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在根本上涉及《宪法》的语言条款。

[26]李德嘉：《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提出与保护》，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17] 在法语写入宪法之后，地方语言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三是在国家治理的结构上，由肇始于民族-国家之民族的中华民族与其内部各族群（56个民族）及其个体的多层次身份关系，需要提交到作为民族-国家之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简化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以妥善解决，由此，国家→族群集团→个体传统模式便转化为现代宪制国家的国家→公民法律关系模式。

首先，宪法总纲通过确立党的领导、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法治原则（依法治国），将民族-国家三大国家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并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凝聚各族人民共识、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载体、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汇聚各方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支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术语的提出及其法制化是有效协调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多个民族（ethnic groups）与现代民族-国家之一个民族（nation）张力的需要，是有效沟通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要桥梁，也是将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群体关系转化为国家与公民宪法关系的必要媒介，更是将民族-国家抽象目标转译为宪法国家具体目标并通过宪法制度和法律规范加以实施的重要纽带。整个国家不是一套统一的法制，而是N套法制，换言之，有N个法定的族群集团，便存在N套国家与该族群集团之间关系、以及族群集团之间关系的法制。其次，国家的统治奠立在凯尔森（Hans Kelsen）意义上的以基础规范（宪法）为基础的层级构造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上。

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将公民区隔为汉族公民和少数民族公民的新的民族‘二元结构思维，容易在国家治理结构、尤其是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结构上陷入国家→族群集团→个体模式的窠臼。其中，中华民族这一包含中国国内56个民族（ethnic groups）的国族（state nation）就是这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nation），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一体、法治统一、文化多元的统一的多民族（ethnic groups）国家则是这一民族-国家中的国家（state）。

（3）在民族互助上，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宪法》第4条第一款），等等。截至目前，主要散见在现行宪法的序言和几部法律的条文中：《宪法》（2018）序言第二自然段的民族解放，第七自然段和第十自然段的中华民族，第十二自然段的被压迫民族、民族独立和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之国家（state）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具有了如下三方面的宪制意义：一是在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国公民）的国家，这一政权是经由中国人民行使制宪权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并确认的合法政权，因而对外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内可以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同时族群集团也具备了动员号召其个体成员的能力，也因此，族群集团具备团结其个体成员，并联合其他族群集团，反叛现行国家政权、甚至分裂国家的能力和可能。

再次，宪法国家机构所隐含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则是对宪法制度运行的组织架构。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上，民族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的：一个是狭义的民族概念，即汉族和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它通常直接以民族、带有民族的词组、或者×族（如汉族）来进行表达。长期以来，纠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因而符合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个民族要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一与多的矛盾，在本质上就是混淆了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在宪法和法律上存在广狭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国家，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就国家与族群集团的关系看，国家充当着族群集团之间矛盾纠纷的仲裁者角色地位，同时，国家当然也面临着某一族群集团、甚至多个族群集团联合起来要挟和对抗国家、造成国家分裂的风险。由此，民族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国家的治理结构便相应的采用国家→公民模式。

不仅如此，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具体类型，与中华民族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内涵。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由多个民族构成或生活着多个民族，便可界定为多民族国家。

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也落实到可规范解释、可规范实施的法治层面。同时，由于每个族群集团都是各自个体成员的代表，因而，分属不同族群集团的个体成员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便容易上纲上线为作为群体的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纠纷。在这里，具有宪法和法律意义的公民身份取代了基于血缘、传统和文化的民族（ethnic group）身份，尽管民族（ethnic group）身份认同、连同籍贯认同、宗教认同等，仍然受到法律保障。第三，这一政治实体（state）与国族（nation）的有机结合，通过宪法序言，以宪法国家目标条款形式，将相互关联的三大民族-国家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旺族目标、中华民族内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族际整合目标、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转换为一套可具体化、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规范。由于民族（nation）是集结领域内部的小集团、社团、族群而成的大集团，在必要时刻所有大集团成员会显示出共同本质，有效地对国家奉献其忠诚心。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的民族-国家，自然也不例外，构成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人，同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民族与个体之间也相应地转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国家的治理结构同样应当采用国家→公民模式。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民族，它便是单一民族国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中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state）要素看，代表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一个对外相对于代表法兰西民族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等的独立主权国家，也是一个包含由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疆域、有着14亿公民的政治实体。

但至少在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层面，与奠立在56个民族基础上、强调处理与次级的民族集团（56个民族）、以及某个具体民族集团（56个民族之一）这些集体关系的中华民族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转换为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最后，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一方面，在非民主制度时代，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国家不得不在某个具体的族群集团内部对其个体成员进行进一步划分（或者尊重族群集团内部的划分），将个体成员划分为族群集团的上层阶层（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并通过族群集团的精英阶层统治该族群集团的普通民众。

由于中华民族包含着中国境内56个民族（ethnic groups），因而，中国人民通常也表达为中国各族人民，这种状况在现行宪法序言中得到清晰的体现，即根据行文语境，需要增加各族之处，便增加了各族一词，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如《宪法》序言第一、五、七、十一自然段），而无需突出各族之处，则使用中国人民一词（如《宪法》序言第二、四、六、八、九自然段）。最后，宪法国旗、国徽、国歌、首都则是从精神上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并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等）在日常活动中加以强化。

其次，站在国家的角度看，一方面，就国家的人员构成看，国家没有自己直接的公民，有的是一定数量的族群集团（ethnic group）。这三大民族-国家目标正是通过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所谓的所有法律共同体最突出的具有无可置疑的整合作用的典型的宪法这一持续的、日常的现实加以推进。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民族事务（ethnic affairs）治理便不再纠结于复杂的国家与族群（ethnic group）、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所谓民族问题（ethnic issues），而是化约为相对单纯的法治问题，一切公民及其集合体的纠纷矛盾遵循法律的理性规则按部就班、一视同仁地加以解决：无论是作为普遍性的公民及其集合体（如法人等）的权利义务问题，还是作为在具体个案中需要考虑特殊因素的公民及其集合体的权利问题。谷苞先生也指出，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

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与之相对，在国家层面，这种超越了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的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则是所有国家公民的基本忠诚义务，这种忠诚义务因公民（相对于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得到强化。

无论是公民自由权的尊重和保护，还是公民社会权的救济和保障，均可以（也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加以解决。费孝通先生1988年8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Tarnner演讲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

这些规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各族人民）中单个公民及其具有法律意义的集合体（比如法人）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是经由机构化的国家中功能相互限制的众多国家机构（法院、国家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等）组成的分工协作构造所保障的。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法学概念的现代国家，是以一定地域（领土）为基础，在人民主权之支配下，由一定范围的人民（国民），整体性加以统合组成之政治性组织。

国家→族群集团→个体的民族事务治理模式意味着国家并没有自己的公民（构成国家的个体）、国家与该国的个体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宪法法律关系，国家与个体发生法律关系必须经由该个体所属民族（ethnic group）为媒介。另一个是广义的民族概念，即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除了直接用中华民族一词外，它通常也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经济等词组进行表达。由于法律起到的作用就是宣布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国家所有的公民不论文化归属，都必须遵守，国家机构的权力和责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宪法为基础的法律规范体系加以确定和实施，公民的国家认同因此聚焦于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法律的认同。二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维度，即将公民自身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由具有共同忠诚、公民忠诚和国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人组成的共同体。

这一宪制转换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现代中国这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中的民族（nation）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国家（state）是代表这一政治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用公式表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这一政治实体（state）与国族（nation）的有机结合，也努力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作为中华民族代表的合法性（legitimacy）。

三是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之关系上，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疆域范围一致的人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居住者、拥有者和建设者），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按照现行宪法确立的外交方针，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第七自然段）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国家→族群集团→个体模式与国家→公民模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特性，也意味着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民族（中华民族）内部族际关系（56个民族）的民族事务（ethnic affairs）治理的法治化，即需要完成从传统社会的国家→族群集团→个体模式向现代国家的国家→公民模式转化。

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法律规范上对于国族的确认，并表明了国家进一步加强国族建设、国族整合的立宪和立法意图。这一关系存在两个维度：一是国家与公民的纵向关系维度，宪法和法律将那些能够从国家获得最高保护、并对国家负有最繁重责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便体现为宪法和法律上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